煤炭清洁利用在经济上更合理
我国能源发展路线应坚持非化石能源与煤炭清洁化利用并重，严格控制高价油气进口。
不计代价地发展非化石能源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减少污染、碳排放和实现环境目标的主要技术路线，但我国的非化石能源至今仍然需要国家财政的巨额补贴，如果非化石能源的经济性能够明显改善，那么尽管“煤-电-路-港”产业链持续衰退，但整个经济体的能源成本也不会大幅提升。如果非化石能源的经济性仍然不如煤基能源，在煤炭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非化石能源及其配套物流体系的建设规模过大，首先会引起能源产能利用率低下及平均成本上升，同时引发恶性价格竞争，届时有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是“煤-电-路-港”产业链资产负债表崩盘；二是整个经济陷入滞胀泥沼，资产负债情况持续恶化。
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稳定煤炭总需求，可产生一系列战略效益。
第一，如果非化石能源利用方式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未能大幅挤压油气的市场份额，则油价会重回每桶60美元以上，煤炭清洁化利用相对于进口油气在经济上更具合理性。
第二，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稳定煤炭总需求，可带来4方面的好处。一是煤炭资源损失的减量，多数为国有资产损失额的减量。二是煤矿产能利用率提高可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该部分成本减量或体现为国家对煤炭行业补贴的减量，或是下游用煤行业边际利润的增量。三是替代进口油气所压低的国际油气价格，其与油气进口量的乘积计为我国节约的能源采购成本，再加上替代量与进口价格的乘积，合计为我国对外支付外汇的减量。四是国民收入将因煤炭清洁化利用量及煤炭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该部分收入将按凯恩斯乘数放大数倍。
第三，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还有以下4项战略性收益：一是压低我国能源的综合成本及综合售价，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改善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维持国际贸易良性平衡，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三是提高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保障程度，相应减轻国防负担。四是增强我国能源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有利于建立维护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更加合理的国际能源新秩序。
我国能源供应应以国内能源为主体
在需求平稳的情况下，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并不背离“将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危害降至环境阈值内”的战略主线。
首先，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完全能够实现我国减排目标。据测算，在国家施行一系列强制减排政策及严格监管之下，推广近零排放的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可使单位煤炭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70%至90%。在煤炭消费总量基本平稳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煤炭利用的工艺结构可使煤炭消费所致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50%至70%。
其次，发展新型煤化工只是弥补终端消费煤炭需求的巨大减量，而且最终还能替代2亿吨油当量左右的油气，不会违背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我国能源发展应当“坚持煤炭清洁化利用与非化石能源并重，严格控制高价油气进口”。如果非化石能源未能取得颠覆性突破，我国应该以高效环保的煤炭利用方式来替代污染高、效率低的煤炭利用方式，通过新型煤化工和近零排污燃煤工艺的发展，来实现能源开发利用的清洁化和能源价格低廉化，维持能源产业资产负债情况总体安全。如果非化石能源扣除财政补贴后的收益率能够提高到足以使煤基能源失去竞争优势、足以在全球市场上大幅挤压石油市场份额的水平，则煤炭清洁化利用的市场空间也会受到挤压，但其综合效益仍会明显优于进口油气。
无论是哪种情形，我国能源供应都应该以国内能源为主体，大幅压减高价油气进口量。鉴于“非化石能源收益率”这一调节能源配置的主要杠杆尚未完全确定，应该“坚持煤炭清洁化利用与非化石能源并重、严格控制高价油气进口”。
煤炭价格应参照世界油气能源成本和进口煤成本来定价
煤炭产业良性发展应以缓解产能过剩为主线，以甩包袱、降成本为抓手。
缓解产能过剩，是未来很长时间我国煤炭发展的战略命题。
未来十几年，我国煤炭发展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是需求持续萎缩，如果没有结构性需求补足这个巨大缺口，那么煤炭产能过剩局面不仅得不到缓解，而且近半煤矿将被迫关闭。为此，我们只能用低廉的煤价不断激发煤炭清洁化利用的市场动力，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在笔者看来，我国煤炭定价的主要依据不应该是我国煤炭成本的现有水平，而是世界油气能源的成本和进口煤炭的成本，应该参照上述替代能源成本确定合理的价格。
通过转观念、甩包袱、去产能来降成本，是煤炭产业良性发展的基本路径。维持以煤价低廉为前提的良性发展，只有通过转观念、甩包袱、去产能、降成本来实现，最核心的是降成本。所谓转观念、甩包袱，就是要以扩大所有者权益、改善资产负债情况为中心，切实把不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包袱甩出去，切实按市场经济规则来重新配置人财物等各种经济资源，以此实现节支提效。
所谓去产能、降成本，就是按市场机制淘汰资源接近枯竭和开采条件恶劣的高成本产能，提高先进产能利用率，以此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进而形成低成本、低煤价与稳需求、提高先进产能利用率之间的良性循环。
煤炭行业良性发展需要政府补正历年累积的政策性不公，支持老矿区发展新经济。前些年在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大中型煤炭企业销售给重点用户的煤炭价格一直在政府指导下实行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重点合同价格”，累积了巨额的收益损失。这是一种政策性不公，如果将全部煤炭企业简单地推向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对于当初执行政府指导价的企业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国家为了支持煤炭行业去产能已经设立了转岗基金，这是对煤炭行业的深切关爱，但仅仅通过做减法来去产能，对于改善煤炭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是十分有限的。
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新经济来接替建设产业链担当经济增长的新主力。发展新经济同样需要投入一系列要素资源，包括人力、基础设施和相应的社会服务，就此而言，在去产能浪潮中产能收缩的资源城市及被关井的老矿区，具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现成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老矿区发展新经济，不仅能压低发展新经济的要素资源成本，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对此，国家应给予政策鼓励，加以引导。
笔者建议对当初执行政府指导价的煤炭企业在其所受损失的范围内建立转产基金，支持这样的企业与其他行业的优势企业联合投资，在老矿区发展新经济，通过积极地做加法来分流富余人员，把现成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体系充分利用起来，对于改善煤炭企业资产负债情况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作者：郝向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