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出路在哪？对策是什么？二是煤炭‘十三五’规划已经启动，如何确定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三是推动能源革命，如何梳理煤炭战略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
在1月29日举行的2015中国煤炭高峰论坛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作为第一个致辞的嘉宾，将这些问题抛给了前来参会的院士、专家和煤企老总。随后，19位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
后煤时代尚早，“去煤化”更不可取
“到2050年，化石能源仍然是（世界）能源构成的基础，煤炭仍将长期发挥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说，这是2013年底召开的第22届世界能源大会对2050年作出的十点判断之一。2014年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同样认同煤炭的重要性，“全球煤炭需求有增无减，预计到2019年将达到创纪录的90亿吨”。
由谢克昌主持、数十位院士参与的《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预测，203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在45亿吨以上。所以，他认为对于我国来说，后煤时代尚早，“去煤化”更不可取。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通过对3次能源革命——石油革命、核能革命和新能源革命的梳理，发现“无论世界各国的政策怎么变，煤炭的比率没有变化，100年来，3次能源革命后，煤炭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占比仍达到30%”。
谢和平说：“煤炭要革命，但不是革煤炭的命，而是要把煤炭挖好、用好、管好，这项革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与会其他多位专家也认同，近期煤炭的主体地位并不会动摇。但是煤炭虽然在能源安全中地位重要，处境却很尴尬，煤炭行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主动革命”。
“眼前重大任务、重点举措就是要革我们自己所说的煤炭粗放开发利用的命。”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说。
面对困境，理念革命需先行
在新常态下如何找到煤炭行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是与会人员讨论的焦点。其中理念创新，也就是“脑袋革命”，被多次提到。
“我们号称有5万亿吨的煤炭资源总量，其中探获资源总量2万亿吨。我们以前只在陆地上探测，理论上，地质板块上、海洋下煤炭资源还有多少？要探测出来，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谢和平以此作为理念革命的一个例子。
吴吟举的例子是，“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在描述中石化自我革命时说，未来消费者加油可不花钱”。傅成玉的意思是消费者通过中石化集团的平台消费，然后用积分换油，这叫“羊毛出在猪身上”。这是一种跨界经营的思路，煤炭企业是否能跨出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介绍了该集团在绿色煤电上的成功探索和实践。曾经被地方政府排斥的火电机组，经过升级改造，每度电成本增加不到2分钱，污染物排放可以少于天然气机组。
“不管烧什么，关键看排什么，排多少，只要排放合格就没问题。”张玉卓说，这场由煤炭企业发起的燃煤机组“近零排放”革命，入选了中国能源领域十大新闻，为煤炭拓展消费空间奠定了基础。
“不能光盯着煤炭本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要与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结合。”谢克昌说。
王显政最后做总结发言时提到一句“促进煤炭生产向服务型生产转变”，这其中有广阔的空间。
黑龙江龙煤集团董事长张升提到了另一种理念革命，这个备受煎熬的老煤企今年准备拿出6个煤矿引进民营资本，并且让民资占大头，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当务之急，解决产能过剩
煤炭行业陷入今日之境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煤生产得太多了。限产和老煤矿平稳退出依然是焦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煤能源集团董事长王安说，限产就像割肉，割谁的肉都疼，割哪儿都疼，但是人人割一点，产量限下来，价格就有希望。
“能源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安徽淮南矿业集团原董事长王源说，“在‘十三五’期间，能走好煤矿平稳退出这一步，规划就算成功了。”
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提出一个口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说，众多国有老煤矿，作出过巨大历史贡献，它们的建设和发展是伟大的，如今让这些煤矿平稳退出，也是光荣的。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和高铁竞争海外市场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煤炭行业跟随国家战略“走出去”也被多位嘉宾当做解决产能过剩的一种策略提及。
“煤炭能不能改变过去那种‘走出去’的方式，相对集中且又能够和铁路、电力搭帮‘走出去’？”王源说，“中国煤炭过剩的生产能力，能不能在外面找出路？‘一路一带’60多个国家，非洲还有50多个国家，发展不如我国的还有很多，能不能把我们现在的问题当成在国外发展的机遇？将来能不能把我们的煤机装备带过去，把工程服务、技术服务甚至煤炭教育带出去？”
